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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學精華在詩書易禮春秋五經之中，研讀五經的學者普通稱之為儒，或稱儒者、儒士、儒生。由儒入仕，則稱儒吏，由儒領兵，則稱儒將，儒者行醫，稱為儒醫，儒者文以載道，稱為儒筆。自古類似這些名稱，由於加上一個儒字，便給人一種好感，究其原因，是在儒者不僅研究學問，而且更注重操行。小戴禮記儒行篇，記載儒者所行有十七條，說明儒之所以為儒的道理。
儒行說：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，夙夜強學以待問，懷忠信以待舉，力行以待取。」席上之珍是比喻儒家的大學問，也就是堯舜內圣外王之道，可以施政安民。夙夜強學，一則因為學無止境，再則儒者不自許為生而知之，只自認為困而知之，所以日夜勉強求學。這四句都有一個待字，含有兩個要義，一是待時，一是不自求售。
「儒有不寶金玉，而忠信以為寶。不祈土地，立義以為土地。不祈多積，多文以為富。難得而易祿也，易祿而難畜也。」忠信二字非常重要，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孔子曰：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反觀金玉，正如左傳虞叔所說：「周諺有之，匹夫無罪，懷壁其罪。」所以儒者不寶金玉，而寶忠信。儒者以義自居，故不求土地。一般人以為，土地屬於不動產，是可靠的財富。事實上，與義相比，土地最不可靠，古時封建，諸侯卿大夫都有受封的土地，誰也不能長久持有。至於義字，任何人既得之後，即與歷史長存。這只就世俗的觀點而論，大儒立義，純粹是舍己為人，決不想到自己的名利得失。土地以外的財物，難積而易散，積聚愈多，愈是損人，也愈損自己的道德，縱然以所積的財物救濟他人，雖是善舉，但是財物有限，不能博施於民。至於文章技藝學得愈多，則惠人愈廣。所以不求多積財物，而以多文為富有。儒逢無道之世，決不助桀為虐，所以不作官，是謂難得。如時代環境宜於出仕，也有必守的原則，那就是先作事，後受祿，以事為重，以祿為經，決不敢尸位素餐，是謂易祿。出仕以義為準，合義則留，不合義則去，是謂難畜。
「儒有委之以貨財，淹之以樂好，見利不污其義。劫之以眾，沮之以兵，見死不更其守。鷙蟲攫搏，不程勇者，引重鼎，不程其力。」儒既擔當大任，則不受邪惡者任何威脅利誘，遇見艱難的事情，毫不推諉，一定勇於負責，解決難題。
十七條儒行如能具備當然最好，不然，只要把握上述幾條原則，以為作人作事的準據，那也就是有為有守的賢人君子了，一旦他有機會從事政治，便是愛國愛民廉潔能干的公務員，或者不從政，作醫生必有醫德，經商一定是貨真價實，作食品工業者也不將各種有毒的化學品羼入食物中，其它無論從事何種行業，都能利國利民。我國幾千年來，雖有不少亂世，然而總以太平時期為多為久，這不能不歸功於歷代賢儒在朝在野的貢獻。從西漢設立五經博士以後，歷代賢能輩出，可以翻閱史書，不必列舉。
國家興衰，以能否得人才為轉移，人才是由教育而成，而教育必須以儒經為根本，然後教育出來的學生始能為國為民造福。因此，文學院各科系固然要教儒經，就是理工法商農醫各學院，以及各研究所，也要教儒經。然而不論什麼時代，總是有唱反調子的人，例如漢朝就曾有人議論，魯國用儒，不免土地日削，秦國用法，竟能并吞六國，而成大一統。揚子法言寡見篇予以駁斥說，魯用孔子不久，便使齊國歸還所侵的土地，後因魯國不用真儒，孔子去魯，始致國事日非。至於秦用法家，雖能造成一統的局面，但轉眼就被酷吏所毀。秦之法度與儒背馳，大違天地之道，而天地誅秦也最大最速。好唱反調子的人不妨好好的想一想。
——摘自《儒學簡說》
徐醒民教授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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