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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書易禮春秋，為儒學五經，也是國學的根本典籍，其中易禮詩經，都是由孔子就先王的遺籍贊修刪定而成，也就是孔子自說的「述而不作」，唯一由孔子創作的就是春秋。孟子滕文公篇說：「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。臣弒其君者有之，子弒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，作春秋。」又說：「孔子成春秋，而亂臣賊子懼」。孟子這幾句話，可為孔子作春秋的原因之說明。
春秋之作，起於魯隱公元年，訖於魯哀公十四年，凡十二公，計二百四十二年。歷史學家所稱的春秋時代，即因春秋之書而得名。魯國的舊有史記也稱春秋，當時列國各有史記，但名稱不同，據孟子離婁篇說，晉史名乘，楚史名檮杌，魯史名春秋，其實則一，都是以文記事的史記。但孔子所作的春秋，除以文記事之外，特別的是藉事明義。孟子曾引孔子的一句話：「其義則丘窮取之矣」。由於春秋特重於義，所以不能算是史書，而是經書。
春秋所持的義理，是要發揮其教化的功能，其效果，可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說的：「撥亂世，反之正」。因此，春秋的筆法便與一般史筆大異其趣。例如東周天子，政令已經不行於諸侯，而諸侯也不多奉周王的正朔，但春秋經文仍書「春、王正月」。吳、楚之君，都已恃其強盛勢力，各自稱王，然而春秋仍以子爵稱之為吳子楚子。僖公二十八年，晉文公在城濮擊潰楚師，回來之後，建筑王宮，召周襄王，會諸侯於踐土，史家稱為踐土之會。此會明明是晉文公召周襄王，但春秋乃書「天王狩於河陽」。左傳因引孔子之言解釋：「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訓」。隱公四年三月，春秋書「衛州吁弒其君完」，州吁弒其兄，自立為衛君，到了同年九月，便蹈覆轍，見於春秋，但所書的不是「弒君」，而是「衛人殺州吁於濮」。類似這樣的筆法，在春秋經文里隨處可見。
據史記孔子世家說，孔子感嘆「吾道不行矣」，乃因魯國史記而作春秋。所以孔子作春秋志在行道。孔子的道至為廣大，如以禮記大學而言，從格物致知，到治國平天下，內外一貫，無非是道。行道的基礎，即在教以人倫。個人的心理與行為，人群的組織，無論君主或民主時代，亦無論農業社會或工業社會，都需倫理來維系。倫理觀念一旦喪失，便有層出不窮的人間慘禍。春秋筆法就是要在亂世重建人倫價值觀念，樹立善惡是非標準，消極的意義在消弭一切人禍，積極的意義則以人倫為基礎，希圣希賢。所以這是國學中的五經。
春秋經文只有一萬八千字，然而，二百四十二年間，東周天下大事都記載其中，而且以此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紀，勸善懲惡，足令當時與後世的亂臣賊子知所畏懼，如果不是圣人之筆，誰能辦得到。所以孔子世家說孔子作春秋：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。」因此，讀春秋經，必須讀春秋傳，不讀傳，經文一個字也讀不通。春秋傳在十三經里有左氏、公羊、谷梁三家。研讀三傳，又各有家法。
——摘自《儒學簡說》
徐醒民教授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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